《叛离、抗议与忠诚》导论:赫绪曼梦想所繫(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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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离、抗议与忠诚》导论:赫绪曼梦想所繫(下)

这二十年里,赫绪曼被捲进时代的前线。刚到美国因得到柏克莱大学奖学金,不到两年就写出《国家权力与外贸结构》(1945)。赫绪曼在书中讨论贸易配额、汇率控制、资本投资、经济战等议题,以及如何评估世界贸易体系的潜在趋势。按照当时社会科学的条件来说,有点不寻常:主要是大萧条时代的经济学家,多半集中在凯恩斯总体经济学的讨论或多边贸易和金融体系失灵的问题,很少关注经济政策和政治体制之间的关联。赫绪曼在书里也设计一个统计指标来衡量外贸集中度[1],以及外贸如何做为国家权力的工具对或大或小的贸易伙伴产生政治影响。与此同时,德国和中欧转向威权主义国家,常被看作是因民族特徵而产生的问题。赫绪曼认为,这不仅是经验差距的误解,也是概念的失败。观察国家主权与世界贸易的交锋,赫绪曼试图说明:强国如何以弱国为代价,操纵外贸来增强国家权力。

这个轻尝学术的经验,因美国加入二战马上被腰斩,赫绪曼本人也投入战场,在大战末期甚至担任联军在义大利对纳粹军官审判的翻译官。从欧洲战场回到美国,本来想加入财政部工作,最后只在联储会担任政策研究专员,期间调任支援马歇尔计画。这之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根据赫绪曼三〇年代末期在欧陆的经验,误判他与共产党关係匪浅,让他每次跟财政部申请工作,都被打回票。[2]没办法在美国找到工作的赫绪曼,在一九五二年前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观察经济发展计画,起先为世界银行工作,两年计画到期,赫绪曼开起投资顾问公司,在波哥大成为政府经济计画和私人投资的顾问。这个走上哥伦比亚的一小步,开启他做为发展经济学专家的历程,也成为美国学界在六〇年代少数的拉丁美洲专家,更因他建立的拉美学界网络,两地多国在讨论和研究上密切交流,为美国的拉美研究奠立很可观的基础。

处处充满洞察的《国家权力》在出版后,没有引起太多注意,主要是这本书试图解答的问题,似乎已是过去世界的事。对照来看,一九五八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策略》则写来介入一个新出现的问题,《策略》被视为是发展经济学领域最有启发的一本着作。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提出经济发展可採取「不均衡成长」的策略;而这个「异议」又创新的概念,来自赫绪曼亲自的田野体验。观察低度发展国家的情况,赫绪曼以为,应该慎选一两个战略部门或行业,给予巨额投资来促进发展,一旦一两个部门发展起来,就可能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换句话说,这类国家最可行的发展策略是通过有计划的不均衡成长来打破低水平的均衡。

纵观二十世纪五〇年代,「均衡成长」才是发展经济学的共识。不过,许多需要发展的贫穷国家常常面临劳动力过剩和资本短缺,这样的组合将造成低水平的「均衡陷阱」——就是低投资、太多穷人、没有足够储蓄,更不用说,先天不良的基础设施,还有顽固的传统。均衡发展理论家认为穷国面临的困境是:阻力和障碍从一部分传到另一部分,一个角落的阻塞就能阻碍其他地方的进展;因此,需要「均衡成长」来打击所有障碍或降低障碍。「均衡成长」的剧本也是写给特定演员演出的,包括具有影响力的外国顾问、「经济传教士」和发展专家,他们运用分析工具,调整出微妙的平衡与干预的时间,把不断演变的系统摩擦最小化。正如赫绪曼常提到,盛装在宏伟理论的知识外衣,结果可能造成对主要问题的掩盖。

在《策略》之后,赫绪曼还写了《迈向进步旅程》(1963)和《发展规划考察》(1967),被称为赫绪曼「研究发展经济学的三部曲」,后两本着作,一本关注拉美国家经济发展计画在政策订定的政治过程,另一本走进各国城市和乡野,观察在地草根在经济发展如何团结前进。所以,就撰写手法的亲近性来说,与《叛离》最相似的是《策略》,因为两本书都以很漂亮的手法演绎概念。但要强调的是,赫绪曼的概念从来不是凭空而来。赫绪曼说过,马克思《资本论》书名的后面应该还有一个副标,题为「一个英国个案研究」,因为马克思的写作是立基于对英国工业化的观察。[3]同样地,《经济发展策略》的副标就是「一个哥伦比亚个案研究」。

从《策略》到《叛离》,时间相隔十二年,一旦《叛离》成作,赫绪曼就不再隶属发展经济学範畴[4],而更往政治经济学和政治思想位移。在本书里,赫绪曼陈述经济学家如何霸气宣称分析稀缺现象与资源配置所发展的概念,可用以解释包含权力、民主与国族主义等政治现象。反之,政治学的概念比较少对经济学提供分析贡献,这个不对等性,一方面让经济学家占领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一方面让政治学家面对分析工具丰富的经济学家有自卑情结。不过,赫绪曼也清楚,这种人比人气死人的情境,也发生在经济学家面对物理学家的心虚。重点不是各自以强项示人,而是跨到他人领域吸取新知,进而做出贡献。

当赫绪曼在七十岁退休,时间是一九八五年。还要再等六年,才出版《反动的修辞》(1991)。退休让赫绪曼在高等研究院有权利而没有义务,空出时间,有更多自由,他保留着办公室,可以申请田野旅行补助和研究基金。在退休期间,他一直主张应该在研究院成立政治经济学讲座,聘请跟下列各领域有兴趣对话的经济学者为主,包括社会发展议题、各种资本主义、其他社会科学、伦理学和哲学等。他的期望让听到的人觉得任务艰鉅。如果不是赫绪曼以身实践,如此跨学门的样态可能不被切实理解。赫绪曼的传记作者阿德尔曼认为,赫绪曼属于一个不可回返的智性时刻(intellectualmoment),未来恐怕不会再有更多赫绪曼了。[5]不过,我们仍然可以从赫绪曼的书,尤其这本经典着作,享受他展现出来的知识魅力。[6]本书最后一章最后一段,赫绪曼期待那些被社会或组织成员忽视的反应模式,像叛离、抗议或两者的组合,可以得到发挥。我们从他语意深长的口吻,巧然发现,透过着作对读者带来行动的影响,原来是他心之所繫的梦想。

[1]赫绪曼为测量贸易集中度,曾建构一个集中度指标,这个指标在1950年被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赫芬达尔(OrrisC.Herfindahl)拿来测量产业集中度,两个指标的差异只在赫绪曼的指数有开根号,而后者没有。有一段期间,这个指数一直被称为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Index)。到了1964年,赫绪曼在《美国经济评论》一篇短文提及指数的身世,后来被正名为「赫芬达尔一赫绪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Index:HHI)。见赫绪曼,1964.“ThePaternityofanIndex”,AmericanEconomicReview54:761-762。

[2]虽然从二战回到美国,自1945-1952年,赫绪曼主要在政府部门工作,从联储会到支援马歇尔计划,但都属任务计画,不是常设职务;如果主管换人,他就必须跟着走人。赫绪曼总计168页的FBI档案,是他无法在美国政府找到工作的原因。档案直到2006年才解禁,之前赫绪曼无从知悉已在「黑名单」,几次试图申请财政部工作,都因无法通过忠诚审核,而没有下落。这个例子,正符合赫绪曼所谓「隐藏之手」的概念,因为不知道已被限制,才锲而不捨再接再厉尝试。

[3]见JeremyAdelman,2013.WorldlyPhilosopher,页337。

[4]强调要在一个政治体系背景下理解经济,总体经济决策不可能与政权切割,不管这个政权属于右翼独裁、社会主义政府、还是多元自由主义政体。作为在直观审视和归纳分析方面,有敏锐洞察的学者,赫绪曼从未让自己的经济学思考,远离基本的政治关怀,尤其他很清楚,许多经济分析根本很少注意到意识形态如何导引着政策的决定。

[5]见JeremyAdelman,2013.WorldlyPhilosopher,页601。在阅读上,赫绪曼的涉略广泛,从黑格尔哲学、马克思主义、古典政治经济学文献,旁及法国、俄国、英美文学,在学术的经验研究领域,则以拉丁美洲国家为专注场域。撰写论文和书籍都用英文,这是他的第三语言,母语是德文与太太在家交谈用法文,博士论文写作用义大利文,进入田野研究讲西班牙语及有限的葡萄牙语。

[6]关于赫绪曼的人格与学术养成,请看赫绪曼着,吴介民翻译的《反动的修辞》书中两篇推荐序:吴乃德生动凝练撰写的<赫绪曼其人其书>(页9-19)(见网址:http://agorataipei.blogspot.tw/2012/08/blog-post_15.html);廖美多角度讨论的<赫绪曼的学术关怀>(页21-44)(见网址:https://www.facebook.com/notes/廖美/赫绪曼的学术关怀/180146159262674/),2013,台北:左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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